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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10日之前，由于第一大股东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超投资”）与第二大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京基集团”）一直就审计机构的选聘无法达成一致，*ST康达2017年年报始终未能出炉，并因此遭到“披星戴帽”。为此，京基集团还在月初拟发起要约收购，拟收购*ST康达10%股份，以此完成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争夺。

好消息！京津冀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今年取消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后“部长通道”再次开启。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部长通道”表示，2019年将取消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2020年基本完成取消省界收费站的任务。

其中涉及到基金销售的是金融电子商务服务，2017年营业总收入为8.44亿元，占营业总收入比重为33.15%，比去年同期下降3.04%。东方财富年报中指出，公司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共计实现基金认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交易41703741笔，基金销售额为4，124.02亿元，2016年基金销售额为3，060.65亿元，同比增长34.74%，2017年，“活期宝”共计实现申购交易12334229笔，销售额为2，424.46亿元。

一、中国企业家的最大风险是刑法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上百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年广久、牟其中、杨斌、田文华、唐万新、周小弟、李途纯、兰世立、黄光裕、黄宏生、顾雏军、唐万新、李途纯、孙大午、吴英等等，都是中国的大牌企业家。政府还给了不少企业家很高的政治地位，不少人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有20多人名列福布斯或胡润百富榜，还有很多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民营企业家、三八红旗手、风云人物、杰出青年等荣誉，说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又红又专”，绝不扩大。但就是这样一批的优秀的企业家，为什么会一夜之间陷入刑事司法的深渊？不仅企业家个人成为罪犯，而且他们创造的庞大的企业也往往为之受到灭顶之灾。 这于我国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治模式即以刑法为主导的控制型经济管理模式有关，在这种控制型的经济模式之下，刑事法律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风险。仅仅是《刑法》法律，中国企业可能涉及的罪名就达五十几条，近年比较突出的就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等，而所有这些罪行与市场经济活动又有极其广泛和千丝万楼的联系。由之，条条罪状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企业几乎都在犯罪的边缘化。

2017年末，长沙银行不良认定偏离度为84.26%，而同期上市银行不良认定偏离度平均为98.4%。因此，长沙银行是在不放松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情况下，实现了资产质量的稳定。与此同时，长沙银行2018年9月末拨备覆盖率为252.14%，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拨备覆盖率水平较高。

京东方正在改造旧产线适应新的市场变化。其5代线转型生产传感器的项目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刘晓东称，用于X光检测的传感器今年会有较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京东方还陆续推出了可监测用户睡眠呼吸质量的智能睡眠仪和用来给小朋友做艺术启蒙的画屏等新产品。对于京东方涉足上下游产业链投资，陈炎顺解释称，其原因是确保在市场波动情况下，京东方供应链稳定，而且对部分关键核心上游材料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主动性。